对待“农村弃老”现象，绝不能“民不告官不究”，要采取零容忍态度，发现一起、惩治一起，形成长效打压态势。解决农村养老问题，绝不能等到“弃老”发生以后，正所谓治病不如防病，要用制度、法律、人文等原材料炼制特效“预防药”，切实做到“防病于未萌”。
据媒体报道，80岁的贫困户张老太爷被前去走访的村组干部发现孤独地死在家中。张老太爷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豆叩镇先锋村村民，育有四女一子。其子女因未有效履行赡养义务，被平武县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。
赡养老人，既是子女基本的道德义务，也是子女不可逃避的法律义务。据报道，从2010年到事发，张老太爷长期无人照料，村干部通知其子女回来商量赡养事宜，遭到的却是其子女相互推诿，态度恶劣甚至将村干部电话拉黑。
“不孝子女”受到了法律惩治，结果却不能说是大快人心。因为惩治换不回老人的生命，法律也给不了张老太爷生活的温情。相比于“不孝子女”的锒铛入狱，我们更愿意看到的，是农村老人能够安度晚年。张老太爷晚年孤独、死无人知，不过是农村养老问题的一个极端缩影。作为一起个案，自有其特殊性所在，但个案的背后，却也反映了一个共性问题：农村养老究竟何去何从。
农村养老，在以前，一般不会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。传统的农村，聚族而居，三世乃至四世同堂的家庭不为罕见，加之养老敬老的礼俗传承，养老问题一般通过“养儿防老”的家庭模式解决，或是通过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宗族互助模式解决。历史向前发展，城镇化加速推进，年轻人携妻带子前去城市发展，以至于在一些农村只能看见“老人与狗”。旧的组织结构在消解，新的组织结构未能建立，这是农村养老问题凸显的一个历史原因。
截至2017年底，中国的老龄人口，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.41亿，占总人口17.3%。这项比例达到10％，就意味着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。整体上来讲，城乡都是未富先老，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，较之城市又有一定差距，农村的未富先老现象，更为突出、更为严重，这是农村产生养老问题的一个现实原因。
子女工作在外，虽然有养老的责任心，但没有时间和精力频繁回乡照顾老人；老人居家没人照顾，进城又面临着一定困难，或是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节奏；也有一些子女无责任心、无敬养心，自己吃饱，老人挨饿，一心想要把养老责任甩给政府，或是任由老人自生自灭……这些是农村产生养老问题的其他原因。
农村养老问题，有一些是城乡共同需要面对的，有一些则是农村独特存在的。解决这些问题，除了要参考城市的一些先行经验，更要针对农村实际单独“用药”。
首先，拓宽城乡流通双向渠道。要降低老人随子女入城的准入门槛，优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，让农村老人更容易进城、更方便看病，让一部分老人能够进城养老；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，建立健全吸引年轻人回乡就业创业的政策机制，让年轻人回到家乡、留在家乡、发展家乡，从而解决部分老人的养老问题。
其次，扣紧制度法律两重保险。农村也可以学习一些城市的经验，发展社会养老模式。在一些有条件的村庄，可以推行“以村养老”模式，比如设置“村民食堂”，解决老人的饮食问题；比如设立“家访爱心组”，解决老人的日常起居问题。此外也要有效发挥法律的保险作用。一方面，要细化法律法规条款，规定子女可以通过什么方式、支付多少数额履行养老义务；另一方面，对那些不履行养老义务的子女，要坚决使用法律武器予以惩戒，对这种不良行为产生震慑作用，同时也是一场乡村普法教育。
最后，推进家风民风共同发展。法律手段，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最为冰冷、最为无奈的方案，以少用或不用为佳。最为温情、最为根本、最为长效的解决方式，还是推进家风民风建设。在一个家风纯良的家庭里，年轻人除了养活老人，还尊敬老人，以此为常，也以此为荣。在一个民风醇厚的环境里，人人都是“道德警察”，敬老者，人共敬之；弃老者，人共弃之。有关部门要在移风易俗上多想“金点子”，多用“真功夫”，让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的良好风气。
对待“农村弃老”现象，绝不能“民不告官不究”，要采取零容忍态度，发现一起、惩治一起，形成长效打压态势。解决农村养老问题，绝不能等到“弃老”发生以后，正所谓治病不如防病，要用制度、法律、人文等原材料炼制特效“预防药”，切实做到“防病于未萌”。
